摘 要： 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是养老保险筹资的两种基本模式，我国目前正在推行的养老保险制度是统账结合制，在本质上是部分基金积累制。现收现付制可以实现养老金的代际转移，在支付规模小、人口负担较轻的情况下这种养老制度具有可行性，而在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下，此制度受到严重挑战，于是各国养老金制度纷纷向基金积累制过渡。本文通过实证的方法分析现收现付制与统账结合制对中国城镇居民储蓄的影响，结果显示统账结合制会使储蓄减少25％，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养老金制度变迁过程中转轨成本的消化会对城镇居民储蓄产生负作用。

　　关键词：现收现付制;基金积累制;统账结合制;储蓄；养老保险
　　
　　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是养老保险筹资的两种基本模式。现收现付制的理论依据是代际转移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代人的社会保障待遇(主要指养老金)可以由同时期正在工作的下一代人缴费支付, 即用在职劳动者的供款以支付退休人员在老年期的待遇，社会保障可以实现横向平衡。这种制度在实行初期因支出规模小而负担较轻,但随后通常会因人口老龄化和人均寿命延长而负担较重。完全基金积累制的理论依据是个人收入纵向平衡理论，该理论认为：劳动者退休后享受社会保障待遇所需费用总和可与其工作时投保形成的基金积累总和保持平衡。在操作上,通过设立个人账户 ,记录其缴费及基金收益，劳动者必须按工资的一定比例按时向自己的个人账户存钱并获取基金收益，实质上是一种强制储蓄。如果不考虑政府补助,与个人储蓄没有差别,其特点是强调长期平衡,不受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影响,能形成基金积累。智利是率先实行这种制度的国家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养老保险筹资模式与人口老龄化的关系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内外比较流行的观点是：现收现付制度容易受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影响,在一个趋于老龄化的社会里,现收现付制会出现支付危机,而基金制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1］根据国际惯例,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在7%以上的社会被称为老龄社会或老年型人口国家。中国2000年第5次人口普查显示,65岁及以上人口为0.88亿,已达到总人口比例的7%。［2］根据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研究预测,2000年至2028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从不足1亿增加到超过2亿。2028年至2038年将迎来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期,在这10年间,65岁及以上人口将由2亿增加到超过3亿。［3］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到来,以及未富先老的现实,使得我国“先天积累不足”的养老支付系统面临危机,在这一背景下,许多经济学家主张放弃现收现付制而转向基金积累制。在国际养老金制度改革的浪潮中，1997年我国确定的养老保险模式为“统账结合”的混合模式,该模式规定城镇企业和职工共同的养老金缴纳应占职工工资总额的28%,其中的11%进入个人账户,用于在职职工养老金的积累;17%进行代际转移,用于退休职工的养老金的统筹支付，该体制实质上就是部分基金积累制。［4］
　　在中国养老金制度改革的研究上，学者多集中于养老金制度及政策研究，对养老金的经济影响的定量研究屈指可数，具体到社会保障对居民储蓄影响的实证分析更是凤毛麟角。［5］。
　　
　　一、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历程
　　
　　从1984年开始，广东、江苏、辽宁、四川等省的部分市县开始试行退休费用社会统筹，突破了“单位保险”的围栏，养老保险的社会性得以恢复。1986年劳动合同制工人按本人标准工资的3%缴纳养老保险费，这是中国社会保险史上第一次建立个人缴费制度，由此改变了养老保险完全由企业和国家负担的惯例。1991年，国务院颁布《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作出了较为原则性的规定，明确了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费用由国家、企业和职工三方负担的原则，职工个人缴费确定为本人工资的3%。1995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这是深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并构建新的养老保险制度框架的标志，明确提出了个人账户与社会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模式。 1997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统一了全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根据这个“决定”，职工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由职工工资的11%构成，其中8%由职工个人缴费（4%起步，每两年提高1个百分点，逐步到位），3%由企业缴费划入。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构成。基础养老金由统筹账户支付，相当于职工退休时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20%，以后缴费每满一年增加一定比例的基础养老金，总体水平控制在30%左右，个人养老金月标准为个人账户积累额除以退休职工平均余命月数（120）。此外，养老金将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职工工资的增长进行调节。在制度设计上，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账户是彼此独立的，分别支付不同的养老金。然而，实际的运行却并非如此，在基金紧张的情况下，统筹基金可以向个人账户透支，由此造成了个人账户“空账”运行，职工的利益难以得到保证。针对这种情况，从2001年开始在辽宁进行试点，推行分账运行。2005年12月颁布《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规定：从2006年1月1日起，个人账户的规模统一由本人缴费工资的11%调整为8%，全部由个人缴费形成，单位缴费不再划入个人账户。退休时的基础养老金月标准以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和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的平均值为基数，缴费每满1年发给1%。个人账户养老金月标准为个人账户储存额除以计发月数，计发月数根据职工退休时城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本人退休年龄、利息等因素确定。与1997年的《决定》比较，便可发现个人账户养老金的计发办法有了实质的变化，即由原来的固定除数120变为了可变的“计发月数”。这意味着提前退休必然导致月养老金的减少。［5］
　　
　　二、两种制度对储蓄影响的文献回顾
　　
　　（一）现收现付制对个人储蓄的影响
　　在某些条件下,现收现付制这种社会保障制度有可能减少个人储蓄,这称为社会保险对个人储蓄的“挤出效应”。最先明确提出这一点的是费尔德斯坦通过假定整个工作期内的储蓄都是为了退休期间的消费为目的,费尔德斯坦应用一个排除私人自愿的代际转移(即预防性储蓄)的“扩展的生命周期模型”证明:社会保障通过两个相反的力量影响个人储蓄。一个力量是,人们既然可以从公共养老金计划中获得养老金收益,就可以减少为了退休期的消费而在工作时积累财富的需要,这叫做“资产替代效应”;另一个力量是,因为与财富审查有关的社会保险可以增加储蓄,因而可能诱使人们提前退休。提前退休意味着工作期的缩短和退休期的延长。这反过来又要求人们有一个比较高的储蓄率,这叫做“退休效应”。个人储蓄的净效应取决于这两个方向相反的效应的力量对比。如果资产替代效应大于退休效应,个人储蓄将减少;如果退休效应强于资产替代效应,则个人储蓄可能增加。费尔德斯坦应用1929-1971年(除1941-1946年)期间美国的总指标进行参数估计的结果支持社会保障大大地减少私人储蓄的结论。几乎所有的估计值意味着在没有社会保障的条件下,私人储蓄将至少比现在高50%甚至到100%。［6］
　　巴罗根据“中性理论”指出,社会保障有可能为个人的代际转移支付所补偿,这可能会抵消一部分挤出效应;进一步地,假设不同的人都具有相同的偏好、工作能力、禀赋、税负以及社会保障缴费率,那么退休年龄就不会因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引入而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存在遗产动机,社会保障对于个人储蓄的挤出效应应该是零。［7］
　　在另外一些主要的论著中,达拜认为生命周期储蓄对于私人储蓄行为仅仅提供部分的解释,通过引入费尔德斯坦的社会保障财富变量,他扩展了他早期应用的持久收入消费函数,他认为实际的效用应比费尔德斯坦所估计的要小。［8］
　　雷默尔和莱斯诺伊指出费尔德斯坦模型构建的一个主要缺陷是他对那些将有资格成为各种不同社会保障收益享有者人数的估计,特别是他的模型的计算程序存在着众多缺陷：（1）给定制度内人口的就业现状,模型没有随着确定收益的条件概率的变化而作出调整;（2）忽视了女性参加工作的比例的重大变化;（3）没有包括当前领取福利金的女性。［9］
　　但费尔德斯坦随后又反驳,认为即使修改了那个计算程序上的错误,在1972年以前,美国社会保障对于个人储蓄的负面影响也要在44%左右,对私人储蓄的影响占了34%左右。［10］并且,费尔德斯坦于1995年用新的时间序列方法估计1974年那篇著名文章的结论,他在1974年文章的基础上再加上21年的数据,并修正了最初的社会保障财富变量,得出的最终结论是每1美元社会保障财富减少2-3美分私人储蓄,总的来说,参数值意味着社会保障计划现在总共减少私人储蓄60%。［11］
　　挤出效应的实质在于,一个公共养老金计划向个人提供了在退休之后有一定养老金收入索取权的制度化保证,这就使得个人有条件减少他在工作期间为了退休之后的生活而积累的一部分个人储蓄。意味着个人储蓄的目的只是在于把工作时的收入转移到退休之后消费之用。